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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對經濟下行，從1991年7月到1993年9月期間，日本央行8次下調貸款基準利率，從6%下調到最低1.75%。

1997年，日本政治家接連推出在行政、財政、社會保障、金融體系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舉措。但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改革被迫中斷。

亞洲金融危機對日本經濟的沖擊巨大。GDP從1998年1季度一直到1999年4季度連續8個季度同比增速為負數，直到2000年1季度才重新回到正增長區間。

2001年3月，日本首次推出量化寬松政策，意圖振興經濟。但受到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的沖擊，2001年2季度到2003年1季度，日本GDP連續4個季度負增長或者0增長。

2003年2季度以后，隨著世界經濟增長，并在量化寬松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經濟重新開始正增長。但是這一增長勢頭又被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打斷，經濟增速再度回到負增長區間。

在平成時代的前20年，日本GDP增速從1989年的5.4%降到2009年的-5.4%。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經濟學家伊丹敬之稱日本經濟“倒栽蔥式地跌入懸崖”。

2012年在安倍三支箭的刺激下，日本經濟才開始景氣回升。從2012年12月到2019年1月，日本經濟持續回升了74個月，是二戰后持續時間最長的景氣期。

2020年新冠危機發生后，日本經濟再度陷入衰退。從2021年2季度至今，日本經濟重新回歸增長，增速逐年提升。

隨著全球通脹上升，日本2022年和2023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分別上漲2.5%和3.2%。2023年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漲幅是199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意味著日本經濟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持續30多年的通縮已經結束。這對日本經濟的意義十分重大。

在平成時代，日本老百姓無論從財富還是收入水平方面均遭受較大沖擊。1990年資產泡沫破裂后，居民財富大幅縮水。另外，經濟狀況不佳，就業環境持續惡化，居民收入增速也不斷下降。

上世紀80年代，雇員薪資增速為5.5%左右。泡沫破裂后的1992到1998年，下降到1.8%左右。1999年到2012年，薪資增速的中樞只有-0.5%。

但是，由于日元相對堅挺以及日本就業市場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水準并沒有明顯下降。

平成時代對日本企業的沖擊也是巨大的。隨著居民收入增速下降，日本國內市場逐漸萎縮。同時，由于老齡化程度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逐步加深，勞動參與率從90年代后期的64%左右下行到2012年初的58.7%。勞動參與率下降造成勞動力短缺，人工成本上升。

面對國內市場萎縮和人工成本上升的雙重壓力，日本企業表現得異常頑強。它們積極出海，擁抱海外市場，以出海戰略帶動了企業“第二成長曲線”。通過出海戰略，日本企業占據了全球很多細分行業的領導地位，增強了在全球制造業的領先優勢。

雖然日本經濟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制造業并沒有“失去三十年”。

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日本企業主要通過貿易方式出海。伴隨日美貿易摩擦升級，特別是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日元大幅升值之后，日本企業更多地選擇以投資方式出海。

日本企業出海推升了對外直接投資占GDP比例從上世紀 80 年代初的1.7%左右達到90年代初的 6.5%，2009年上升到13.91%。從2010年以來，對外直接投資占GDP比例加速上升，2022年達到48.71%的高位。

隨著海外投資增長，日本企業海外收入占比也大幅提升。1997財年日本海外子公司營業收入占總公司收入比重為37.5%。截止到2020財年，海外子公司營業收入已達到總公司營業收入的69.3%，占比近乎翻了一倍。

上世紀90年代主要是大中型企業開展海外投資，之后中小企業也加快了出海步伐。2000年，10億日元規模以下企業占總出海企業的數量比重為43.4%，2020年這一比重上升至76.5%。

隨著時間推移，日本非制造業企業也大量出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日本非制造業對外投資規模超過制造業，其中金融與保險業是非制造業對外投資的“領頭羊”。依靠日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日資的金融與保險業在全球金融市場發揮影響力。

正是由于制造業和非制造業在出海戰略上雙雙發力，2010年以來日本海外投資占GDP的比例才得以快速提升。

一般而言，發達國家在制造業外遷的過程中都會遭遇“產業空心化”現象，比如美國和我國臺灣地區。但在日本制造業企業出海的過程中，日本沒有出現這種“空心化”現象，這主要得益于日本企業在出海戰略中選擇讓海外生產基地與國內生產體系緊密相連的延長擴大式生產方式。

在這種生產方式下，海外工廠所使用的基礎零部件及基礎生產原材料由日本國內企業的工廠或關聯企業的工廠提供。這種生產方式使企業集團的本土生產基地與海外基地之間形成緊密的分工關系，從而建立起適合世界市場的綜合生產體制。

在《日本激蕩三十年—平成企業》一書中，作者伊丹敬之將日本企業這種出海模式稱為“比薩型”的國際化。所謂“比薩型”，就是將生產環節轉移到海外，但關鍵技術研發和零部件的生產仍然留在日本本土。這些被視為最有價值的部分就如同比薩美味的餡料一樣處在比薩餅的中心。

出海戰略不僅提高了日本企業競爭力，幫助日本經濟復蘇，而且成功實現出海戰略的企業在股價上也表現優異。

平成時代的前20年，日本股市持續下跌。日經指數從1989年的最高點38957到2008年底的最低點6994點，跌幅為82%。在此期間，日經指數中的所有行業指數無一上漲。但是在東京證交所上市的股票中有16只翻倍個股，他們的海外收入占比均值和中位數均超過50%。

隨著日本經濟在2013年開啟景氣周期，日本股市也穩步上漲。從2013年至今，累計漲幅接近3倍。在全球主要發達國家指數中漲幅僅次于納斯達克，超過美國的標普500和道瓊斯指數。最近兩周，日經指數不僅超越1989年的歷史高點，并且迭創新高。很多投資者認為日本股市漲幅太高，望而卻步。

其實，無論從估值還是經濟的角度看，日本股市的上漲都是剛剛起步。

日經指數的估值處在過去10年來的平均水平，相對美國主要股指的估值處在1970年以來50多年的低位。當前，日本上市公司中仍有40%的公司市凈率低于1，估值仍有提升空間。

相比1989年日經指數最高點市盈率70.6倍，當下日經指數的市盈率僅為22.6倍。市盈率的下降主要來自于盈利的提升。1989年，日經指數前二十大市值公司的凈利潤為28987億日元；2023年為173902億日元，是1989年的6倍。

在前述的券商策略會上，日本央行前國際局局長興奮地說：日本經濟處在30多年來最好的時光。日本經濟正在從零通脹走向適度通脹，實際工資也有望由負轉正。2022年，企業設備投資增長15%，企業擴大設備投資的意愿很強。日本經濟仿佛如春天降臨一般，生機盎然。

春節假期與一些海外回來的朋友見面。他們在日本的所見所聞也表明日本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東京大街上充斥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有錢人，六本木的豪宅價格飆升，豐田阿爾法保姆車供不應求。臺積電位于日本熊本的工廠上周末正式開幕，這是臺積電設立在日本的第一座工廠。受到臺積電設廠的帶動，熊本的房價也開始上漲。在經濟向好的春意籠罩下，日本企業也對自身的盈利前景表示樂觀。

看到日本欣欣向榮的景象，作為中國人不免有些失落和失意。

當下中國經濟與日本當年有諸多相似之處，比如房地產市場的下行和股市的疲弱，人口少子化和老齡化，居民、企業和地方政府負債率高企，國內需求不足，通縮似隱似現。

除了這些與日本當年相似的問題，我們還面臨諸如地緣政治沖突和科技競爭加劇等新問題。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不能也無法坐以待斃。欣喜的是，我們看到政府在想辦法積極解決債務問題，筆者所接觸到的無論是創業者還是打工人都在努力奮斗，很多中國企業也在積極出海，努力開拓國際市場。

以工程機械行業為例，三一重工、徐工機械、中聯重科和柳工在2023年上半年海外收入占比分別為56.28%、40.75%、34.78%和43.17%。2020年到2022年期間，海外收入的復合增速分別為61%、113%、61%和56%，遠遠高于國內的收入增速。

截止2022年底，它們的海外市占率分別為4.6%、3.5%、1.3%和1%，處在很低的水平。這也意味著未來海外仍有較大增長空間。

我們期待中國經濟在重重挑戰面前仍堅韌不拔，中國企業如日本企業一樣，通過出海開拓出第二成長曲線。

2023年底，一部《繁花》電視劇火爆大江南北。這部以上世紀90年代初股票市場交易為主題展開的電視劇讓人們又回到了那個機會遍地、什么可能都存在的年代，那個車馬喧囂、精氣神十足的年代，那個活色生香、玉壺光轉的年代。

這個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就如同90年代的日本再也回不到80年代一樣。告別繁花時代，未來注定充滿挑戰。

作為個人，我們應該怎樣面對一個新時代呢？日本共同社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3%的日本人認為平成時代是一個好時代。告別了泡沫時代的紙醉金迷和無限欲望，日本在平成時代回歸到平靜。

繁花已逝，長樂未央。未來總是讓人充滿希望。佛祖曾說：十五日之后“日日是好日”。祝未來的中國經濟日日是好日，也祝未來的我們日日是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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